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铭金娱乐场真人游戏·清末的大侠只服此君,霍元甲的好友,冒死法场为革命党收尸埋葬

铭金娱乐场真人游戏·清末的大侠只服此君,霍元甲的好友,冒死法场为革命党收尸埋葬

铭金娱乐场真人游戏,戊戌变法是晚清时的重要事件,又叫做“百日维新”。

在历史学家的眼里,历来被认为是带有浓厚知识分子色彩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。

毋庸置疑,戊戌变法的创始人康有为、梁启超确实是当时最富盛名的大儒,而其下的戊戌六君子也都是知识分子的楷模。

但,这并不代表,戊戌变法只是少数读书人的革命,其中有有一位大侠也参与到了其中,他就是大刀王五。

大刀王五,并非此人真叫王五,他的真名叫王正谊,出生于沧州。是霍元甲的好友,清末武林大侠,是民间广泛流传的“晚清十大高手”之一。他居家排行老五,所以叫王五,又因为他的武艺非常好,刀法娴熟,人们就送他一个名字叫“大刀王五”。

但是,同同时代的几位大侠,比如燕子李三、霍元甲、黄飞鸿相比,他的名声确实要差一些,那是因为王五这个人并不适合演主角,他在很多历史事件中匆匆留下了自己的身影。但是,这并不代表他的英雄形象就比那些英雄差多少。

相反,我一直都认为大刀王五绝对是晚清最为耀眼的一位义士。

王五家境贫寒,12岁便出来做学徒。据周宝忠《大刀王五》一书记载,王五原为汉族人,经人引见,他认识了当时十分了得的武术家李凤岗。

李凤岗是一名镖头,擅使双刀,他的成兴镖局在黑白两道都很有影响。王五十分崇拜李凤,便一心想要拜他为师。这李凤岗也看出王五是个练武的好材料,再加上王五的老家沧州本就是武术圣地,在那里出来的人大多有些武术的底子,教起来也不费劲。但是,李凤岗却有些犯难。

因为李凤的刀法是属于回族的刀法,这个刀法祖上有训,只能传给本族人,不能传给外族人。王五知道李凤的难处,为拜李凤岗为师而“弃汉入回”。李凤岗见王五如此有诚意,便欣然接受了这个徒弟,王五也顺势成为了李凤岗成兴镖局的一名小镖师。

因沧州地处河北、山东之间的交通干道上,成兴镖局专给北运的南货押镖,跑关外的蒙古买卖。少年王五跟着师傅李凤岗出居庸关、越八达岭、纵览燕山群峰,踏遍了热河、张家口、绥远、包头的山山水水,并深入到蒙古高原的腹地。十几年的塞上走镖生涯,不但使王五由一个习武少年变成了一条而立之年的壮汉,而且使他成为了一名老成练达、胆略过人的真正镖师。

武艺学成,王五在江湖上也算小有名气,于是他便有了独自闯荡江湖的想法,他把目标定在了北京,毅然做了一名“北漂儿”。

1874年,王五进京创办源顺镖局。当时,正是镖行的兴盛时期,北京外城一带镖局比比皆,竞争可谓十分激烈,没有点真本事,干这行非给饿死不行。

时有歌谣传唱:

“走镖者,英雄也。白龙马,梨花枪,走遍天下是家乡。虽然力勇武艺强,江湖话儿要说讲。遇事稳开口,总要升点把黄。走镖人洋洋得意,吃的山珍海味,穿的绫罗绸缎,行走跨骑骏马,腰中紧别镖旗。到处要喊,怕人不知。”

可见,走镖这行虽然十分风光,却也危机四伏。王五初来乍到,并不被人看好。

源顺镖局就开在前门外东珠市口西头的繁华商业区,谁都没有想到,王五进京后凭着十几年闯练出来的胆识、经验和阅历,事业上竟然一帆风顺,源顺镖局办得还挺兴隆。

很多人都认为,王五是因为武艺高超才能在镖局林立的北京独树一帜的,这当然是一条不可辩驳的理由,但是王五的镖局开的红火,却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,那就是王五很有商业头脑。

王五的源顺镖局在当时来说是一家小镖局,可是“小而专”、“小而精“,办得很有特色。所谓“专”,就是专走北道,所谓“精”,就是从业人员不多,但素质高、队伍精悍。王五为人豁达,勇于进取,善于接受新事物,这在重传统、重正统、偏于保守的镖师队伍中,确是难能可贵的性格。

王五当时为源顺镖局设立了四条规矩:第一,重要的镖车亲自押送;第二,凡是来访的朋友,只要提到大刀王五的要热情款待,走的时候还要返还给他盘缠;第三,冬、夏要为贫困的人施舍衣服,冬天要施舍寒衣、夏天要施舍单衣;第四,春节期间,镖局的车马装上东西去周济穷人,要做好事。

决定人命运的并非武力,也并非智商,应该是情商!而这种情商也并非是那种只会溜须拍马的人才懂得,这种情商来源于一种品格,一种修养,甚至是一种超自然的感触。\

王五创办源顺镖局后,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是功成名就的掌柜了,而且当时双刀王正谊在北道也确有些名气。

但王五却没有因此而自满,别看王五在江湖上很混的开,但是他清楚要想混镖局,武艺还是第一位的,这是硬实力。就像一个国家,外交再好,也不如有两枚洲际导弹,最好还是带核弹头的那种,只有那样才能更加震慑敌人。

王五在实践中发现双刀有些“虚”,于是毅然又拜武林高手“山西董”为师,改学单刀。

由于王五臂力过人,所以手中的单刀又大又重,为名匠所锻造,是世间稀有的上乘兵器他“大刀王五”的称号也由此生出。这把大刀不但威震塞外,而且享誉京华。但王五为人处世,从不以威相压,而是以诚相待,以义相交。镖界同仁,感其仗义疏财,曾送王五“义重解骖”的金匾一块,此匾现今仍在王五故居中。

对于武学,中国人的心态搞的有点像专利技术,如果要让别人知道了其中的奥秘,自己还怎么混?所以,大多数中国武术家讲究不教徒弟,或者是少教徒弟,一派宗师,总是只有少数几个传人。

但是,王五却没有这样的心态,王五为人处世,从不以威相压,而是以诚相待,以义相交。朋友想找他讨教几招,他都倾囊相授,绝不隐瞒。

他还开办“文武义学”,免费招青年入学,特聘有名的学者教授经史、新学,自己传授武功。此外,他还对当时一件事非常感兴趣,那就是维新变法。

公元1894年到1895年,中、日之间发生战争,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“甲午战争”。结果中国战败,被迫与日本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。条约中割地赔款,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。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,反而把战争失败后的损失转嫁到全国的老百姓身上,加重了各种课捐杂税,加紧搜括民脂民膏,由于赔款数额巨大,几乎家家户户都得作出贡献。由于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,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卖国的本质暴露无遗。

中国自鸦片战争后,洋务派试图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救中国,但是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预示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。这时一大批有识之士,力图学习近邻日本,变法维新,以图强国。

变法的领袖康有为、梁启超正在发展一大批有识之士,参与到变法之中去,大刀王五也在梁启超等人的招募之列。王五在源顺镖局期间行侠仗义,除强扶弱,劫富济贫,梁启超在《饮冰室诗话》中曾赞其:“王五生平以除强扶弱为事。”

当然,如果要论和大刀王五有交情,还给说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。

谭嗣同字复生,号壮飞,湖南浏阳人,1865年3月出生于北京。他的家庭世代为官,他出生时,父亲谭继洵已官至戶部员外郎,又过了几年,转任甘肃省巩、秦、阶道道台。

谭嗣同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,就是在甘肃度过的。由于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,因此,谭嗣同从五岁起就开始接受教育,苦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典籍。但是,他生性厌静好动,所以他又喜欢习武。在少年时代,谭嗣同拜了两位师父,一文一武,文的是他的同县人欧阳中鹄,武的即是大刀王五。王五与谭嗣同的交往源于1875年,这是源顺镖局开张一周年的时候。当时燕京著名的五路镖师之一的胡致廷向王五推荐谭嗣同为徒。王五教谭嗣同单刀和七星剑的本领。

在我上中学时时曾看过一个电视剧,名字都忘了,但清楚的记得那里边的谭嗣同武功了得,一开始还认为是编剧胡编,后来看过历史记载,才知道原来谭嗣同虽然称不上是个武术高手,但是手底下的功夫也应该不是很弱。

从此,谭嗣同既习文又练武,空余时间更欢喜与家丁或同伴们去山野森林练习骑射打猎。

对于这样的一段生活,十九岁时的谭嗣同曾作诗述志:

“策我马,业我裳,天风终古吹琅琅!何当直上昆仑巅,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苍茫!”

从诗里可以看出,谭嗣同并不满足于读书、练武和射猎,他不是那种想做官发财或玩物丧志的人,他心中藏着“天下”,他有他自己的抱负和追求。

由于王五来自于民间,了介民间的疾苦,这对于出身于世代为官家庭的谭嗣同来说,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,使他了解到许多他原来毫不知晓的发生于民间的事,也使他简接地了介了老百姓的艰难困苦。谭嗣同也是一个豪爽之人,因此两人一见如故,虽是师徒关系,竟成了忘年之交(王五比谭嗣同大10多岁),到后来又发展成生死之交。

当然,王五并非是个目光短浅的武夫,能和谭嗣同这样的学问人成为好朋友,他自然也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能够打动谭嗣同。

王五就曾经对谭嗣同说过:“出了居庸关,乃东北千里之地,大山连绵、森林茂密,还有一片辽阔的土地,水草丰盛,人烟稀少,我打算买下一批骆驼、牛马在那里放牧,再召集游民发展农牧经营,建立一个塞外王国。我奉你为主,也可以利用这些经营资助你的朋友继续干你的事业。”这段话被谭嗣同写在了自己所著的《铁樵传》中。王五建立游牧政权的想法,是很吸引谭嗣同的。

原来,谭嗣同是个厌静好动之人,对功名利禄又淡如秋水,因此他虽然读过不少书,却对于参加科举考试非常不积极,一开始还参加了几次,由于态度消极,准备又不充分,自然几次都名落孙山。到了后来,他甘脆不再参加考试,彻底放弃了这条通过科举考试慢慢往上爬的做官道路,二十岁以后,他开始漫游全国,时间竟然长达十年之久,放在今天他就是个标准的“驴友”。

十年的漫游生活使得谭嗣同开阔了眼界,增长了知识,并结识了一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。更为重要的是他认识了社会,感受到了民间的疾苦,他觉得清政府的很多做法不合理,需要改良。通过十年漫游,他深切的感到中国的河山如此壮美,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却如此悲苦,实在不相称。

1896年至1897年,谭嗣同完成《仁学》一书。《仁学》一书中的某些言论是在利用佛学、儒家学说和西方学说三合一的理论批判清政府已经落伍,政体必须改变,在清末思想界中产生过相当的影响。

在谭嗣同写《仁学》期间,维新运动也正在各地开展。1895年,康有为发动“公车上书”,后来又多次上书,提出变法的要求和主张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严复等人又在北京、上海、天津和广东等地创办报刊,成立学会,大力宣扬变法。

谭嗣同认为找到了中国变革的方向,一下子投入到了革命中去,摇身变为了变法的骨干人员。

1897年11月,德国强占胶州湾。接着,沙俄强占旅顺、大连,法国强占广州弯。中国成了一大块任人宰割的肥肉。在这种形势下,康有为又两次赶往北京,上书给光绪皇帝,全面地提出维新变法的具体内容。

光绪皇帝也深感各国列强的咄咄逼人,如果再不变法图强,不但国家不保,连自己的皇帝之位也摇摇欲坠。1898年6月11日,光绪皇帝下“明定国是”的诏书,正式宣布变法。

同时,谭嗣同的变法维新思想也反过来影响了王五。后来,谭嗣同还写了《赠舞人诗》送给王五,希望他能够加入到维新变法的行列。

谭嗣同以为朝廷毅然变法,国事大有可为,非常有信心。随后,谭嗣同被擢升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。王五非常支持谭嗣同,他对谭嗣同说:“维新变法是富国强民之路,也是王五所愿,能与复生(即谭嗣同)同道、同志乃王五之福分。”

王五是老江湖,老江湖自然能嗅到一种特别的味道,他知道谭嗣同身边杀机四伏。

从变法之日起,谭嗣同的衣食住行就都由王五来操持,他选派精壮的武师来护卫谭嗣同的住所。王五感到重任在身,因为他担心维新变法会受到挫折,所以他在谭嗣同的秘密支持下广交武林豪杰,来发展赞同变法的人,希望他们能够加入维新的行列。但此时的清廷正陷于以慈禧、荣禄为代表的后党和以光绪为代表的帝党斗争,谭嗣同等人希望维新变法,苦于手中没有实权。

光绪帝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为首的改良派准备以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
而以慈禧太后和荣禄为首的反对新法的旧势力,也准备在秋季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,罢黜光绪帝,废除所有新政。

这个消息传到改良派那里,使他们惊恐不安。他们想方设法,商讨对策。当时驻扎在京津一带共有三支武装部队,由袁世凯、聂士成和董福祥分别统领。聂士成和董福祥是荣禄的人,肯定不会听你改良派的,而袁世凯则态度不明朗,但平时对变法显得颇“热心”,且加入过康有为建立的“强学会”。何况三支军队中以袁世凯统领的一支为最强,是一支有七千人的新建陆军,当时也是清朝军队中最强的一支。在情急之下,虽然也担心袁世凯不一定靠得住,但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,希望袁看在光绪皇帝的面上,能站出来“救驾”,从而也能挽救维新派的命运。那么谁去袁那里做这个说服袁能够“救驾”的工作呢?谭嗣同自告奋勇去当说客,要说服袁世凯举兵杀西太后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,并派兵包围西太后的住地颐和园,救出光绪皇帝。

9月18日夜,谭嗣同独自一人前往北京法华寺,当时是袁世凯的住地。袁世凯很客气地接待了他。

谭嗣同见袁世凯态度忠诚激烈,当即信以为真,就将他们的计划和盘托出,谈话结束以后,他就赶回去向康有为等人报告“喜讯”。

但是,人家袁世凯心里边也有小九九,如果政变成功,袁世凯能得到什么呢?他的地位肯定不会和康有为、梁启超和谭嗣同地位一边高。但是如果政变失败,袁世凯就必然身败名裂,这样的买卖还做吗?

这件事在两天后有了分晓,事隔二天,即到了9月20日,袁世凯赶到天津,把谭嗣同他们的计划全部告诉给荣禄。荣禄当晚即乘专车到北京,下车后直奔颐和园,向西太后告发。第二天,即1898年9月21日凌晨,西太后下令软禁光绪皇帝,接着,又宣布自己再次“临朝听政”,并开始大肆搜捕改良派和所谓的“帝党人物”。

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最终失败了。变法失败后,在谭嗣同被捕的前一天上午,他去看望已避居外国使馆的梁启超,将自己所有的文稿、书信等物交给了梁启超。梁启超紧紧握住谭嗣同的手,执意劝他留在使馆不要走了,下午使馆中的友人又到浏阳会馆敦请他赶快去使馆暂避一时,谭嗣同直言谢绝了朋友的安排。

晚上,大刀王五再次赶到浏阳会馆,力劝谭即刻移居源顺镖局,天明城门开启时,混在镖师之中,随镖车出城。

谭嗣同此时笑道:“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,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,请自嗣同始。”并直言要求王五马上离去。王五长叹一声,知道谭嗣同殉难的意志已决。临别时,谭嗣同把隨身佩带的“凤矩”宝剑赠送给王五,并希望王五能继承他的改良事业。

王五跺了跺脚离开了谭嗣同的家。

谭嗣同把最后的时间留给了自己,他给自己写了一封信,信的內容是以他父亲的身分而写,信中都是责骂自己的话,什么大逆不道,什么不忠不孝,什么变法改良是逆天行事……并最后表示要与他脫离父子关系。他这样做的目的,是想让他的父亲免受牵连。果然,后来就由于有了这封信,他的父亲仅被撤职了事,家属也未受连累。

9月25日,谭嗣同在自已的住所浏阳会馆被捕。被捕后,谭嗣同在狱中只关了三天。他回顾往事,将自己的遭遇与汉朝的张俭和杜根作比较,觉得有相似之处。他想到自己能逃而不逃,甘愿引颈就刎,是否符合圣贤所说的“杀身成仁”这一条。他又想到康有为和大刀王五,他们两人一个已逃离北京,一个还留在北京,希望他们继续努力,去完成未曾完成的维新变法事业。想到这一切时,他从地上拾起一块煤屑,在牢房的墻壁上写下一首诗:

望门投宿思张俭,

忍死须臾待杜根。

我自横刀向天笑,

去留肝胆两昆仑。

9月28日下午四时,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刑场慷慨赴死。临刑前,他叫监斩官刚毅走过来说:“我有一言要对你说!”但刚毅不予理睬。谭嗣同口中念着“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,死得其所,快哉快哉……”

谭嗣同、杨锐、林旭、刘光弟、康广仁和杨深秀等六人于1898年9月28日,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刑场,史称“戊戌六君子”。

谭嗣同死时,北京没有他的亲人,他的亲人都在湖南。而朋友们则是死的死,跑的跑,也没有什么人了。这时,总算还有一人挺身而出,亲自为谭嗣同收尸埋葬。这人就是大刀王五。

王五冒着附逆的风险为谭收尸,将谭嗣同入殓以后,王五在自己的居所密设灵堂,祭奠了七日,才把棺材送往浏阳安葬,然后年末返回北京,遵照谭嗣同的意思联络武林豪杰,等待时机再次变法。

第二年,王五又与谭嗣同的家人一起,把谭嗣同的骨骸运回湖南浏阳老家,造墓于城外的一处石山下面。

同时,王五计划秘密刺杀荣禄等人,为谭嗣同报仇,但是因为防范比较森严,多次都没有得手。

从此,王五的镖局大院成了一个大讲堂,正是在那个满座高朋纵论时事的镖局院子里,王五完成了从武夫向志士的身份转换。

八国联军进中国后,在中国烧杀强掳,无恶不作,义和团应运而生。

义和团运动兴起后,义和团大师兄张德成久慕王五之为人,由天津赴京,亲临源顺镖局,恳请王五出山,赴天津共建灭洋大业。王五慨然答应。

到天津后,王五协助张德成整训团民队伍。

后来,他的一把大刀杀了很多洋鬼子,自己带领的敢死队勇冠三军,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心腹大患。

义和团在天津的老龙头火车站、北仓等地和八国联军展开了浴血奋战,以血肉之躯与后膛枪炮相拼搏,前赴后继,王五率集训的大刀队冲锋在前,刀劈洋鬼子多人。

战罢擦着刀上的血,王五对徒弟赵崇斌说:“这把刀,今天才成为真正的刀,因为它开了洋荤,沾了鬼血,我王五也不虚称大刀王五了,对得起这把刀,也对得起祖宗了。”

有一次,敢死队被八国联军困住,受到了重创,从此八国联军对外宣称打死了王五,其实王五是身受重伤。

八国联军退出中国时,瓦德西还是对王五念念不忘,切齿之恨,要求慈禧严惩王五。

之后,清政府曾经抓住王五和一群义士,在贵人帮助下王五死里逃生,因为沧州离北京太近,王五来到了河南陈州府北杨集乡谷孟庄,准备再次起义。慈禧为了永诀后患,命令对王五知根知底的袁世凯对王五执行追杀令,有敢维护王五的,格杀勿论。

袁世凯就派陈州府尹围住了王五的院子,因为王五和一干人的顽强抵抗清军只好烧院子,因为当时的房子木质结构火势很大,有的人烧焦了、有的人烧成一把灰,是谁都分辨不清楚了。

当然,对于王五的结局还有很多种说法,有的人说王五再次死里逃生,逃到了南阳。但还流传着另外一个王五结局的版本。

义和团运动失败后,王五返回北京,本想出走塞上,再谋发展。可是许多北京的友人都来投奔大刀王五,把源顺镖局当做避难之所,外柜、内柜三十多间房住得满满的。这些人携老带幼,既不能随王五出走关外,又不能丢下不管。于是王五冒着风险留了下来。

1900年,因不满王五与义和团,清朝官兵围剿源顺镖局,王五团队寡不敌众,皆力战而死。王五也中枪而亡,时年56岁。后清政府将王五首级悬挂于城门示众,并派官兵看守,家人无法为其入殓。身在天津的霍元甲闻讯后,连夜赶至京城,将其首级夺下,并埋葬。

至此,兴盛一时的源顺镖局人散镖空。

大刀王五的故事就此结束,义士之魂却永不泯灭,在这个故事里,王五是侠客,是义士,谭嗣同也是,戊戌六君子都是!中国的义士,从来就不是以武功高低而划分的,而是一种情结,一种报复,甚至是一种理想。

这种理想之光不灭,中华民族就仍然能在黑暗中再次复兴。

《夜狼文史工作室》特约撰稿人:大胡子二零/文

大胡子二零,原名尹剑翔,著名历史作家,出版作品有《稗官女史》系列、《青铜时代的妖娆》、《他们曾经这样狠》、《曹魏乱世智囊团》,长篇悬疑小说《鉴宝》、《绝望的密室》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