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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博彩·抗战复员工人在上海流浪 走投无路打算惹事蹲监狱有吃有喝

云南博彩·抗战复员工人在上海流浪 走投无路打算惹事蹲监狱有吃有喝

云南博彩,"看看今天抗战胜利一周年的现象,想想去年今天满城狂欢庆祝的行列,我因高兴流下的眼泪,以及我亲手点放的那五串鞭炮,我就不能不感到受了他们的骗,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了。"

赵师傅发着“牢骚”。他曾是某兵工厂工人,造过千万只捷克式机关枪,为抗战献过力,抗战胜利后却流浪在上海,无事可做。

​抗战以前,赵师傅和其他大部分流浪的工人都在上海工作。抗战开始后,在劳动协会协助下,他们到后方支援抗战。为了加速最后胜利,他们在敌人的轰击下,在黝黑漆黑的山洞里面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,夜以继日地制造军火。他们每天只吃两顿糙米饭,没有工资待遇,最多可以发到一身平价布。但他们非但没有说出一个“苦”字,反而以替国家工作、为抗战献力而感到骄傲。

八年的抗战,赵师傅和其他工人忍饥受饿走在荆棘崎岖的上坡路上,等到他们爬到“胜利”的绝顶,“胜利”却把他们从陡峭的悬崖上推下来。叫他们怎样不对“胜利”发牢骚呢?

上海失业工人代表团负责人谢小康说,从1946年1月到8月,从抗战后方来上海的失业工人至少有6千人,已在代表团登记的有2400多人。他们多半是重庆二十一、二十四、四十一、四十二、五十、五十一兵工厂制造手榴弹、中正式步枪、捷克式机关枪迫击炮的军火工人,以及顺昌、渝鑫周恒顺、上川等机器工厂制造“造纸”“纺织”机器的工人。

胜利的炮声一响,政府当局停止订货,民营工厂出品的军火没有销路,只好关门大吉,赵师傅和工人们便宣告失业了。至于兵工厂,并不知道当局当时预备打内战,所以也毫不犹豫地关门或缩小规模。因此,军火工人也和民营工厂的工人走在一个行列里,向当局者请求救济。

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,有关当局组建了一个所谓“复员”性质的委员会,预备把工人们送到上海复员。可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在运送、接收大员,没有工人们的份儿,一直拖到1946年1月。当局看他们有功于抗战,给予特别“优待”,给他们发了几条又老又破的木船和几辆老爷汽车,作为复员专用的交通工具。工人们带着劳协发的六千元路费、每日四百元的伙食费,开始水陆两路向上海进发。

然而,那些木船,太不成器,刚到三斗坪就触了礁,以至有一百来人遇难。逃过厄运的赵师傅满以为到了上海就有工作,所以对那些受苦八年、好不容易迎来胜利却葬身于海水的同胞感到无限惋惜。可是,现在他倒开始羡慕那些死去的“同胞”

赵师傅到上海时,接收大员正忙着贴封条,被接收的敌人的工厂正忙着解散工人,发遣散费。当他和一群工人向当局要求“复员”时,当局怪他们有意“凑热闹”,但碍于他们是“重庆客”,不得不管,于是开了四个招待所招待他们,并且给每人每日发2斤面粉和一百元的菜钱。四个招待所仅招待了一千余人,“多余”的工人从二月就开始在赫德路海宁路的道路旁露宿乘凉。赵师傅便是“多余”的人之一。

“我只想工作,不要政府救济。”赵师傅说。许多工人也只有这个要求。可是,当局者却大骂他们“固执”,有“工作恋”,并且为他们不满足政府的“殷勤”招待而感到愤怒。

工人们叫嚷着:“我们不要救济,我们需要工作!”尽管嗓子已经喊哑了,工厂依旧被封条封着,任由里面一座座大机器静静地生锈。到1946年6月份,工人们再也受不住了,竟到社会局不大不小地“闹”了一场,害得当局相关负责人朱学范拿着板斧流着眼泪诉说着困难。最后,工人们在当局善意的劝导下,写了悔过书,回到招待所,听候复工。

到8月11日,总共有260名复工了,然而六千名工人恐怕希望比较渺茫。这两个月来,外贸货充斥着市场,工业界商品遭到冲击,严重亏本,工厂纷纷要求解雇工人,请求关门歇业。另外,政府经济部门贴了封条的工厂也开始标售中,商人们准备将工厂卖出去,谋取一定经费。上海没有多余的工厂容纳那么多的工人。

为解决问题,朱学范主张举办合作工厂。这时,工商局开始向政府请愿发厂,目前还在走着公文流程,短期内不可能开厂,更别说雇佣工人!总之,工人希望复工的愿望是微乎其微,只能依靠救济。

可是,从上个月起,当局宣布停发劳工救济面粉,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也宣告将不日结束。更雪上加霜的是,西摩路第四招待所房主不停催逼,让工人们“乔迁”。

“听说当局政府投资八千万的经费,开始积极修建临时安置房。”赵师傅说。

可是修建完的临时安置房只能住一千多人,还剩一千四百多人无住所。实际上,这二千四百多人都还有一个老婆、一个孩子,加起来还有六千余人住所没有着落。当局怎么安排,这也是技术问题了。

住所没着落,政府随时有可能断绝救济粮。经历一系列变故,赵师傅已经不再抱有更多希望,更不像前些时候那样焦虑。他和其他工人一样,看得很清楚,未来的命运都是失业,心理已经有了打算。

在政府断绝救济时,工人们打算开展“游击战”:哪里做好饭,就死皮赖脸地跑到哪里吃。如果被吃得主人报警,把他们送到警察局或者法院,那正合了他们的意思——那时吃住都不成问题了。如果没有机会搞“游击”,他们就用铺路的石子砸商人店铺的玻璃,以让警察把他们抓去监狱,达到吃住的目的。

工人们为什么这样爱“开玩笑”呢。原来在四个月前,有一部分失业工人申请疏散,几个当局负责人就冒领了行总发放的遣散费共计200多万元,结果被发现而逮捕入狱。贪污入狱的七人中有一个骨瘦如柴的人,被判有期徒刑四个月,目前已经刑满出狱。经过四个月的“修养”,这个人变得又白又胖,工人们无不羡慕,由此知道了狱中的营养较招待所好很多。因此,他们对监狱产生了兴趣。

假设六千多人都对监狱发生“兴趣”,当局者是不是有这么多的监狱容纳他们呢?《上海文汇报》报道了此事,并提醒当局者,别不把工人们的“玩笑”不当“玩笑”。

爱历史特约作者 莴笋面包 独家稿件